外交视界 | 瑞士人太“抠”

 

作者简介    

辛福坦 1960年入外交部，曾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、中国驻苏黎世并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首任总领事、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和驻瑞士特命全权大使。

记得刚到瑞士不久，当时的瑞中友好协会会长莫尼卡女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当你到苏黎世湖畔散步的时候，切莫以貌取人。那些看上去衣着平平的瑞士人中，说不定就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。”初次见面，她就向我提出这样的忠告，虽说是朋友，但仍感到突如其来，异乎寻常。

我思量着，她这样提醒我，莫非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？想来想去，恐怕主要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爱护，算是先打个招呼，免得我由于对瑞士缺乏了解，在待人接物方面出差错，开罪于什么人。想到此，我由衷地感谢她，感谢她的快人快语，感谢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。

有一天，我和夫人邀请苏黎世的M夫妇来伯尔尼做客，我们与他们结识多年，可谓是老朋友了。M夫妇四十多岁，在苏黎世郊区开了一家汽车行，算不算亿万富翁无从得知，但称他们为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当属正常。

那天，他们是自己开车来的。虽为车行老板，却没有驾驶豪华轿车，开的还是那辆以前见过的半新不旧的奥迪车。当我从使馆回到官邸准备迎接客人时，在官邸大门口碰上了他们，看到他们夫妇俩正在那里忙着换衣服，脱下开车时穿的便服，换上带来的会客衣裳。从苏黎世开车到伯尔尼约需一个半小时，他们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开车的方便，也许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，怕在路上弄皱了衣服，更可能是舍不得穿着好衣服开上个把小时的车。

由于发生了这件事，那天我就特别留意观察他们的穿着。其实他们既没有披金挂银，也不是什么时装新潮，朴素无华，但优雅大方。

说起换衣服来，我不只一次地看到客人来时换上好衣服，去时换下挂起来，或叠好放在车的后背箱内。在我们看来，当着主人的面换来换去，总会感到不好意思，即使要换，也得离开，找个僻静的地方。而他们竟是那样的理所当然，无所顾忌。这样的场面不仅我观察到了，也引起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的注意。

再拿请客吃饭来说，我们的官方菜单是四菜一汤，冷盘、甜食不计其内。译成外文，长长的一大串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嘱咐厨师，菜要做得精美，但量要减少。厨师总是说，量少了不好看，面子问题。瑞士人的菜单简单多了：冷盘、汤、主菜，加甜食。如果主人上两道热菜，那是超规格的招待了，客人当心领神会。

有意思的是，吃冷盘时，总要上烤面包片。那是用来蘸吃盘中剩下的菜汁，因为用刀叉是无法将盘中的汁弄到肚子里去的。我想，如果是国内客人把盘子揩得光光的，主人的神经不受刺激才怪呢！说不定还会引起场麻烦。他们不，客人擦盘子，主人是决不会往心里去的，反而会很高兴。往往是客人揩，主人也揩。看上去，吃得有滋有味，好像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美味似的。

一次，一位朋友在家里设晚宴招待我们。瑞士人的家里很少雇佣人，老实说，我没有看到过。客人多了，就请朋友或子女来帮帮忙。一般是女主人打点饭菜，男主人招待酒水，搞承包。那天晚上的主菜是煎小牛肉，生肉切好了，放在旁边，准备现煎现吃。因为肉就放在眼皮底下，我就瞧了一眼——肉很新鲜，每块有月饼那么大。主人说，每人一块，不多不少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倒不单纯是因为主人的精打细算，而是因为在国内吃的一顿午餐。

记得那是外交部组织回国休假的驻外使节赴某地参观学习，中午在一家饭馆就餐。餐馆坐落在一个湖边，湖原为黄河古道，迄今仍与黄河相通。黄河鲤鱼驰名天下，主人就用湖里的活鲤鱼招待我们。

主人好客，据说用不同的品种、不同的烹调方法，为我们准备了八道菜，每道两大条。吃了一两道，已经很饱了，后上的实在吃不下去，我们请求主人不要再上了，主人还是劝说品尝品尝，品种不同，味道也不一样。没有全上完，已经摆了满满一桌子。有的动都未动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如果倒掉了，那可实在让人心痛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瑞士人用面包揩盘子的场面，很自然地想起了每人一块煎肉的那顿晚餐。要说明的是，引起我浮想联翩的决不是头一遭，只不过是印象深刻的一次罢了。

可以说，我与之打交道的瑞士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等闲之辈。他们是社会名流、大企业家、大银行家和政府的高官。我想，他们都如此节俭，更不必说普通百姓下层人士了。为我们设晚宴的那位朋友，就是一位拥有四五十号人的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老板，他的财产恐怕也是百万计、千万计，称得上是一位大财主。他早已超过退休年龄，还在继续操劳。他告诉我，继续工作不是为了生计，他的钱这一辈子无论怎么花也是花不完的。

常听过往瑞士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议论说，瑞士人太抠门儿。抠门者吝啬也。不可否认，瑞士人对待人、财、物确是抠得很紧，有时抠得出奇。不过应当补充地说一句，瑞士人可不是土财主、守财奴，也不是一味地抠，还是当花则花，当省则省，精明到家。

至于当花当省，则见仁见智。一次，一位瑞军高级将领对我说，他心情不佳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议会正在审议军方预算，一笔一笔地抠。有的开支项目不过两三千瑞士法郎，也被划掉。无聊得很。”天下的军人脾气相同，说话都很直率。两三千瑞郎约为瑞士最低月工资的一半，确实是个小数目，所以被划掉，可能是议会认为不必要。由此可见，瑞士的国家预算做得很细，审查很严，军费开支也不例外。这里没有通融、没有照顾，不留缺口。预算通过即成法律。

瑞士的议员不拿薪俸，靠当议员无法维持生计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是业余的，或者说是兼职的。只在议会开会期间给予津贴，补助的天数和金额是固定的。议会的对外交往也有死规定，每年派两个代表团出访，接待两个外国议会代表团来访。不用说，所需费用已明列预算之中。

政府部门大概也是如此，这可以从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安排中得到验证。接待几个人、多长时间事先都得说定，有时一个代表团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接待。遇上这种情况，政府和企业也得说清楚，从某日某时起至某日某时止由政府接待，其余时间由企业负责，费用各自承担。如遇到一个大代表团，瑞方就会明确告知，只承担代表团中某几人、每人每天多少钱的费用，其他人欢迎来访，但费用自理，瑞方无法支付。

不言而喻，这会给我们使馆的工作带来困难。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需花费许多口舌，进行沟通，甚至不得不讨价还价。时间长了，自然也就悟出一条道理：对瑞士人来说，友谊归友谊，钱归钱。何况预算是硬的，反正就那么一笔款子，用完了事，多了没有。

瑞士的企业花钱是否宽松些呢？也不是。有一次，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请我去参观他们的企业。这家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，我们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大量机械设备，还有不少合作项目。出于礼遇，那天他们为我准备了一辆奔驰车供参观使用。事后，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将一位在那里工作的中国雇员召去，问他为什么用奔驰车接待我，而不按报告执行？之所以质问他，是因为接待报告是这位雇员写的。原来上呈的报告中写的是法国生产的“白茹”车，不是奔驰车。

这位雇员向其解释：接待我的当天，所有的白茹车均已开去，只剩下奔驰车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尽管如此，管理人员还是警告他，更换车辆，要征得他的同意，不得自行其是。

有些事情，在我们国内已习以为常，甚至认为天经地义，而在别人那里则完全不同。瑞士有个瑞中协会，以前还有个瑞中友好协会，因缺乏经费，维持不下去，与瑞中协会合并。瑞中协会是瑞士全国性的对华友好组织，是我们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合作伙伴，名声不小。

但它不像我们，没有常设机构，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。政府不拨款给他们，经费来源全靠收取会费。这与我们的友好协会完全是两码事。就是这样的一个瑞中协会，每年还要接待大量的中国代表团，有对口单位的，也有省市政府、经济部门派出的。接待工作都是利用休息日或挤占工作时间，或利用已退休的会员来完成。

2016年，施奈德-阿曼先生访华。

时任会长阿曼先生已年逾古稀，为了促进瑞中友好关系的发展、增进相互了解，他自己组稿、编辑、出版和发行会刊，自己组团、率团来中国访问，自己租车拉着中国代表团全国跑。一天跑几百公里，开车、导游、陪同，一个人全包了。别说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即使年轻力壮，也够受的。其精神感人至深。可是，他那疲惫的面容我可永远也忘不了。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情意是发自肺腑的。我永远怀念他们，永远感激他们。

大概就是因为上述种种，使人们得出了瑞士人“抠门儿”的结论。在这里，我给抠门儿加上引号，是因为这种看法浮浅、片面，大有加以探讨之必要。我以为，那是美德，是伟大而可贵的民族精神，大可讴歌，大可赞颂。

瑞士是个小山国，中有阿尔卑斯山贯穿，北有汝拉山横亘边境，可谓“地无三尺平”。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矿产资源，又是一个内陆国家，自然条件很差。就是这样一个国家，1995年以前，连续几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世界首富。

瑞士有了今天，可以说是几代人，或者说十几代人艰苦奋斗，锱铢必较，一点一滴“抠”出来的。老天爷没有扔馅饼给他们，当年不少瑞士人确是“人无三分银”，穷得叮当响。那年代，瑞士人为了生计，被迫去当雇佣军，为列强们冲锋陷阵，靠出卖血肉之躯养家糊口。大家知道，迄今梵蒂冈的卫队仍由瑞士人充任。当然，今天瑞士人为梵蒂冈站岗放哨，不再像当年那样为生存所迫，而是传统使然，是那段悲惨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。

每当我与瑞士朋友谈及勤俭风气时，他们总要给我讲一些过去历史，讲述以前的贫穷生活。他们富了，可是没有忘记过去、没有忘记历史。他们没有因发富而发狂，挥霍浪费，他们的神经是健全的，心态是理智的。这样的国家、这样的人民是会拥有未来的。

我的朋友说得对，瑞士的富翁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，不骄矜，不夸富。他们不会把财富写在脸上，也不会挂在身上。我想，若有机会造访瑞士，当诸位看到那里的青山碧水、优雅的生活环境、高品位的生活质量时，不要“临渊羡鱼”，而应“退而结网”。

-End-

文字 | 《中国外交官在欧洲》 

作者 | 辛福坦

图片 | 源自网络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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